原文链接:万方
杨煦
通过对建筑空间布置和宗教供奉配置的考察,揭示了普陀宗乘之庙并非是简单地对其原型——布达拉宫的仿造,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进行了各种变更和独创.在这一过程中,达赖的象征元素有所弱化,有利于清帝方面的宗教叙事则被映射到建筑实体上,重新建立了一套象征结构,从而具象地阐释了乾隆帝心中理想的王统观定义;同时,采用向心化空间模式对藏式建筑的“都纲法式”进行改造,形成新的帝国样式.所有这些象征性处理均非明确直白的表达,而是通过宗教阐释和建筑空间布置进行的抽象转译.
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,999077
建筑学报
2014009